58年贺敏学调任福建担任副省长，陈毅得知其职位后不悦：待遇太低

发布时间：2025-04-05 02:16:09 来源：深度分析网 作者：秋水

前言贺敏学是毛主席夫人贺子珍的胞兄，毛主席曾称赞其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战功赫赫的贺敏学在评定军衔时却成为无冕将军，而之后1958年8月他奉命南下担任福建省副省长，贺敏学便再没离开过福建，当老上级陈毅得知其职位后满脸不悦道：“待遇太低了”。陈毅为何说贺敏学待遇太低？贺敏学和陈毅是如何相识的？临危受命，在陈毅的领导下陈毅和贺敏学是在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以后认识的，陈毅当时是红四军军委书记，贺敏学是红四军三十二团党委书记，工作上关系密切。贺敏学在担任红三十二团党委书记后，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士兵，积极发展党员，增强党组织力量，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三十二团面貌大为改观，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成为红四军主力之一，陈毅对贺敏学的工作甚是满意。而7月间的一次战斗更让陈毅对贺敏学的军事才干有了新的了解，红十二师三十三团在茶陵高陇镇附近被敌人包围，三十二团奉命前去救援，贺敏学预料，敌军极有可能做好了打援之准备，硬攻必中敌计，不仅救不了被围之三十三团，三十二团也有被敌伏击的危险。于是贺敏学果断提出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部队避开正面之敌，袭击兵力空虚的敌老巢高陇镇，围困三十三团之敌必定回援，三十三团之围可解。三十二团几位负责人对贺敏学的计策齐声称好，最后红三十三团得以保全，事后，陈毅得知红三十二团“围魏救赵”之计是贺敏学提出来的，对贺敏学胸有韬略，打仗善动脑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敏学奉命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陈毅曾说：“没有贺敏学的机智勇敢，他极有可能遭遇不测。”当时，贺敏学跟随项英，陈毅留守中央苏区根据地，担任赣粤边特委游击大队长兼政委，在江西北山天一带活动，项英和陈毅叮嘱他：“你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要经受住任何严酷的斗争考验 ，斗争异常复杂，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性，要识破敌人的一切轨迹，保守机密。”贺敏学点点头：“陈军长，放心吧，你的话我都记住了。”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调集正规军，保安队三四万人，用赣粤游击区周围的河流，公路，村庄构成三道封锁线，开始大规模“清剿”，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境内的国内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而此时贺敏学接到通知，奉命带领着游击队员下山与敌人作战，临行之前，陈毅开会说道：“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眼下斗争很艰巨，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到胜利那一天，要走的，我们也不勉强，还可以发路费，而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光杆我也要干。”陈毅讲完后，贺敏学当即表态：“我只要还有一命，就要革命到底，绝不改色。”队员们也不甘落后，纷纷发誓要与敌人拼到底。贺敏学便牢记陈毅的嘱托，历经艰险与敌人殊死搏斗期间，在天井洞开会时，贺敏学身体重弹，滚下山坡，拼命钻进树林中，幸免于难。之后，贺敏学终于历经四个月之久，找到游击队，与陈毅会合，贺敏学激动地握着陈毅的手，哽咽地说道：“陈军长，我找的队伍找的好苦啊！”陈毅也用力握着贺敏学的手说：“我和项英得知你在天井洞脱险了，曾派人四处寻找你，却不知你的下落，现在好了，你回来了，我心里也安心了，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陈毅的一席话，令贺敏学非常感动。抗战爆发后，贺敏学也一直在陈毅领导下工作，不仅如此，陈毅还是贺敏学的媒人，贺敏学此时已经36岁了，在大革命前，父母为他娶了一个妻子，但是后来贺敏学在永新暴动后上了井冈山， 这位妻子便被父母逼着改嫁，这段婚姻也就宣告结束。贺敏学到了新四军后，与学员班的李立英谈起恋爱，陈毅得知后，主动担任起红娘撮合二人的婚事，得知贺敏学因为年龄的障碍而犹豫不决时，陈毅安慰道：“有什么不合适，你以前的婚约早就解除了，根本不是问题，只要志同道合，年龄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你指挥打仗英勇善战，这件事也要有信心。”在陈毅的撮合之下，1941年5月4日，贺敏学和李立英在抗大分校结婚，陈毅作为媒人和主婚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简单而热闹。解放战争时期，贺敏学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副军长兼参谋长，而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副军长就是陈毅。他们一起共事，共同确保了渡江战役的全胜，当时贺敏学提出为掌握敌情，确保渡江战役全胜，先派遣一支侦查部队渡江侦查。但贺敏学这个意见在军党委会上却未通过，主要是不少同志担心小部队渡江侦查危险太大，稍有不慎，被敌人觉察，我军无法接应，侦查队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贺敏学却认为只要准备充分，谨慎，细心，机智，就可以化险为夷，完全可以应付敌人，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军党委一时难以决定，将这个问题汇报到野战军总部，陈毅听完汇报，肯定了贺敏学的意见，他说：“应该重视敌情的侦查了解，贺敏学同志的意见有道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派遣侦查部队过江，我看很有必要。”也正是陈毅的一锤定音，派遣侦查部队渡江侦查敌情被列入二十七军渡江作战方案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先后任华东防空军副司令员，华东建筑工程部部长等职，一直在陈毅的领导下工作。1954年9月，陈毅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这两位从井冈山斗争起共同战斗，工作26年的老领导，老部下就不在一起工作，但是贺敏学每次来北京，都会看望陈毅，而陈毅也会牵挂贺敏学，当1958年陈毅得知贺敏学的待遇和职位后，却面露不悦……调任福建，自降职位1955年，贺敏学从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上任奉调大西北，投身国家“一五计划”建设，在此之前，毛主席曾约见他到中南海丰泽园做客。这次会见是毛主席和贺敏学自中央苏区分别二十余年后第一次见面，毛主席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的工作，家属工作以及贺子珍的情况，贺敏学一一回答。毛主席还称赞贺敏学“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当时，上级给建工部西安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贺敏学定的是行政7级，这对贺敏学这样的老革命已经是偏低了，可是他却主动降低一级，只要了8级，也就是副部长级，对此，贺敏学说：“这里很多同志的级别偏低，我调低一级，就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在1955年评定军衔时，当许多同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荣封大将，上将时，贺敏学却始终衔不过正军，官不过副省。早在新四军时期，贺敏学战功赫赫，但是他从不以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亲属身份搞特殊，在部队有人称他是国舅，对此，贺敏学严肃批评道：“你们以后可以叫我贺敏学同志，也可以叫我贺参谋长，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他不仅在部队中不炫耀自己的身份，即使面对妻子李立英也是如此，李立英还是在和贺敏学婚后一年得知他的身份，当李立英提及时，贺敏学依旧说：“这些都没用”，而身为妻子的李立英也是明白丈夫的良苦用心，对于妻子，贺敏学也是打心眼里疼爱，在他眼里李立英是一位好妻子，有人来家里找他谈话，她从不插嘴，事后也从不敢于贺敏学工作上的事情，别人喊她大姐，李立英也坚决不接受，说：“我不能与那些大姐相比，也不能与贺老的老字挂上钩，你们叫我老李或者同志最好”。有一次，李立英病急，贺敏学不得已叫司机开车送她到医院检查，事后主动向事务管理处交了汽油费。而李立英也是一来福州便多次请示要求工作，说没有工作一直休养，不仅恢复不到哪里去，而且还让人难受，经过她多次请示，省里考虑到他实际情况，安排李立英到离家不远的物资厅上班。1958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中央直属的建筑企业下放，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此前，贺敏学领导的西管总局麾下10万建筑大军，已经依然完成中央交办的大三线建设，国务院下令将西管总局各工程公司基本各归原防，作为建筑种子，播散全国各地。西管总局撤销后，中央原定贺敏学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他到北京还没有上任，却被通知到福建担副省长。自从1958年8月奉命南下后，贺敏学再没有离开过福建，副部级职务几十年一贯制，连老战友，老上级陈毅得知后都感到吃惊，陈毅满脸不悦说道：“贺敏学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待遇太低了。”对此，贺敏学却不以为然，依旧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他从未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 索取过任何特殊报酬和待遇，福建的群众尊称他是“人民的好省长。”贺敏学调任福建后不久，贺子珍也离开上海，迁居南昌，一是因为老战友陈毅已经从上海调往北京任鬼无缘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二是由于朱旦华的丈夫放置处在江西任副省长，他们和江西方面都能提供照料。一个家，便天各一方了，贺敏学即使调任福建也十分牵挂妹妹。尤其是在1959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相见后，贺子珍一病不起，贺敏学在福建得知，心急如焚，却因工作无法脱身，委托妻子李立英从上海赶往南昌看望贺子珍，当得知贺子珍的病情严重时，贺敏对妹妹的病情心痛不已，提出要把妹妹接到福州来调养。1960年，贺子珍来到福州调养，贺敏学工作忙，便嘱咐妻子李立英陪贺子珍到处走走看看，在西湖公园，姑嫂合影了不少相。此时的贺子珍，早已不见当年永新一枝花的模样，而贺子珍长期住在兄长家里，贺敏学也不与别人多说什么，而贺子珍也在福州渐渐地好起来，在福州住了一段时间后，贺子珍便回到了上海。晚年依然关心国计民生而贺敏学依旧倾注心血建设福建，福建上任期间，贺敏学致力建设“三明工基地”，拓宽道路，打造福州，重建组委。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后，贺敏学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而妹妹贺子珍也在李敏公公孔从洲将军的建议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这让贺敏学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贺子珍还有机会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并进献花圈。1984年4月中旬，远在福建的贺敏学接到女儿贺小平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得知贺子珍病情严重，他马上和妻子李立英赶往上海，亲自护理照料。贺子珍逝世后，遗体在上海火化之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将她的骨灰运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因为贺敏学悲伤过度，在追悼会上几番痛哭流涕，差点休克过去，最终没有到北京维为贺子珍送行。贺子珍去世后，贺敏学还专程回到家乡探望父老乡亲，这也是他最后回到江西，回老家也是贺子珍生前的愿望，因此贺敏学决定趁着身体尚好，完成回乡的夙愿。回乡后，贺敏学祭奠了父母以及妹妹贺怡的坟墓，还为母亲温杜秀扫墓，他泪流满面道：“妈妈，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扫墓，你安息吧。”从江西回来后，1985年，贺敏学也被查出患有癌症，对此，贺敏学很坦然，他对妻子李立英和孩子们说：“我希望我趁着脑子不糊涂，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多出点力气，再多做点事情，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让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即使多活几年，我也不干”。住院期间，前来看望贺敏学的干部和领导以及普通百姓很多，都是空手去的，这是贺敏学定下的规矩。在最后的岁月里，贺敏学依然关心国计民生，经常询问外边的情况，1988年年初，贺敏学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住院后，女儿女婿以及贺子珍，贺怡的孩子们纷纷前来看望舅父，在他们心中，妈妈去世后，舅舅就成为世界上最亲的人。贺敏学爱孩子，早年间，妹妹贺怡三个孩子，以及自己的孩子都在上海居住时，贺敏学不仅关心他们学习，也严格要求他们，小女儿贺汪洋对此记忆深刻：“父亲从不允许我们打着父母和姑姑的旗号，总是叮嘱我们要和群众的孩子打成一片”，也正是因为这份严格，妹妹贺怡的三个孩子都能大学毕业，而唯一的女儿贺汪洋被贺敏学送到山区锻炼，养成了自强不息的性格，后来参军，靠自己考上大学，成为福建省外贸系统的领导者，这些孩子们，都从舅舅这里得到了父爱。因此贺敏学病重，他见到孩子们都来探望自己为此感到很高兴，同时也叮嘱他们不要为了为了前来探望他，而耽误工作，就连女儿，也被要求只能晚上好星期天前来探望。但是贺敏学终因革命劳累过度，于1988年4月26日逝世，享年84岁。当福建省委将贺敏学的悼词传给中组部时，中组部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特意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称谓，并追授正部级待遇。贺敏学生前7次负伤，腰部有颗子弹一辈子没敢取出，他逝世后，妻子李立英向福建省委提出：“贺敏学的遗体火化后，要将他在身上的那颗子弹留给孩子们保存”，但是最后却未能找到，也许十盒遗体一同融化了。贺敏学只留下了两套外套以及贴身衣物，存款不足千元，生前，他的钱大多给了永新的父老向前，尽管家乡已经没有一个直系亲属，但对于那些来找他的困难老乡，他都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每次除了来回路费还还要资助几十元甚至几百元不等。与贺敏学一起战斗，工作或接触过的战友，同志一及贺家所在的街道群众，对他的逝世无不感到悲痛，年近90的老依姆陈英听说贺敏学去世了，当众哭了起来，随后拄着拐杖，赶到贺家，老泪纵横地对李立英说道：“贺老这样好的人，不应该走的呀，要走也应该我先走啊！”贺敏学逝世的第二天，许多机房邻居纷纷前来致哀，一位工人拉着贺敏学女婿黄永平的手，泣不成声地说：“贺老曾给我买药治病，这么好的人如今走了，让我们上哪里再找啊！”1989年4月26日，贺敏学逝世一周年，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护送到井冈山烈士陵园，贺敏学最终魂归曾经战斗过的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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